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沉疴痼疾,对其行为根源的探究 可以为系统规制提供理论参考。通过整合制度失范理论和情境行动理论,构建了“制度-情境-行动”跨层分析框架,应用多案例研究剖析了上述犯罪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新集体主义+金钱崇拜”文化取向、资本要素配置结构性约束、行政干预市场运行等宏观文 化、经济、政治制度失范,引致了中观犯罪情境中机构投资者的攀比心理、赌徒心理、侥幸心 理倾向和客观犯因性即时环境,包括资本市场震荡波动、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市场投机氛围 浓厚、信息高度不对称、绩效考评唯业绩论、监管俘获异化保护,进而影响了机构投资者微 观行动认知选择过程;情境中的犯因性暴露导致犯罪动机(金钱诱惑或获取压力)被激发, 机构投资者在道德约束微弱、犯罪收益大于成本、内外威慑感知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犯罪行为 决策,并逐渐形成犯罪行为惯性。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行为规制,要借力于国家重 大战略部署和金融市场体制机制改革,长期上注重对制度失范的修正,中期上着力消除即 时环境的犯因性特征,短期上要强化内外威慑、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犯罪惯性的养成。

在VUCA特征日益显著的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数字韧性成为企业 应对变化、实现增长的关键。基于“认知-行动-能力”逻辑,以广州亿尚家居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动态环境下管理认知对企业数字韧性培育机制的驱动作用及数字韧性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第一,管理者对动态环境的认知和解读是企业构建数字韧性的内在驱动力 和起始点,经历了从数字需求探索型管理认知到数字技术赋能型管理认知再到数字生态创新型管理认知的持续迭代;第二,组织采取资源拼凑、资源编排和资源协奏等与管理认知相 匹配的资源行动构建企业数字能力,并实现由数字机会感知能力到数字机会把握能力再到 数字创新变革能力的进阶,为企业成功培育数字韧性提供强大支撑;第三,资源行动和数字 能力构建是企业培育数字韧性的关键环节和实现路径,促进数字韧性经历由韧性激活到韧 性形成再到韧性强化的更迭。研究结果为企业在动态环境中依托管理认知构建数字韧性、维系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通过选取华润三九并购澳诺制药为案例,以分权理论为理论依据,深入分析了投资方在营销、供应链、人员与企业文化等方面赋予被并购企业的自由决策权。研究发现:(1)被并购企业的能力决定了其在投后整合中的分权程度。被并购企业在某一维度的能力越强,分权程度也越高,有助于发挥被并购企业的能力与优势,避免因过度管控造成高昂的决策成本。被并购企业能力越弱的维度,获得的分权程度也越低,有助于控制因目标不一致而导致的代理成本。(2)并购方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投后整合的强度,对于被并购企业能力较弱的融合维度,其分权程度随着融合程度的提升而逐步降低。(3)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文化融合对于稳定人员与团队,促进后续正式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填补了产业投资投后整合的研究空白,也可为投资方从长远利益出发、更好地对被并购企业进行整合与赋能提供参考与借鉴。

以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作为案例,对其管理层利用高资本化率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 动机和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持续超水平高资本化率、业绩对其高度依赖、开发 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及研发项目信息披露不明,是推定存在基于研发资本化盈余管理行为 的高盖然性特征;(2)高资本化率成为人工智能企业盈余管理的“天然工具”,但企业不同时 期的盈余管理行为呈现异质性;(3)每年研发投入金额均衡,人为提高资本化率进行盈余管 理对首期粉饰的业绩水平影响极大,后期由于“圆谎”效应的存在,“圆谎”动机金额与资本 化金额形成对冲,基于此路径的一般性盈余管理空间缩小;(4)每年研发投入金额高速增 长,人为提高资本化率后,“圆谎”效应相对减弱,基于此路径的一般性盈余管理空间会逐年 增大。研究结果揭示了研发资本化在盈余管理中的“圆谎”效应,拓展了动机理论和决策偏 好在资本市场研究中的应用,深化了对人工智能企业财务特性的认识,可为企业治理和监 管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企业需要将绿色发展纳入创新使命,致力于研发绿色 创新产品,建立全面的绿色创新体系,其中社会型企业承担着关键的责任。而现有突破性 创新研究多集中于重工企业和科创企业,忽略了使命驱动更明显的社会型企业。通过采用 探索式案例分析方法,探究了创新使命驱动社会型企业实现绿色突破性创新的决策过程。 研究发现:第一,创新使命驱动社会型企业实现绿色突破性创新是企业依据不同决策逻辑 采取行动并依次实现模块突破、板块突破、生态突破的动态过程。第二,随着创新使命从绿 色节能、绿色洁净到绿色安全导向的阶段性更迭,企业决策的效果逻辑表现出从整合现有 资源、完善创新体系到激活内部主体的“由上到下”逻辑,而因果逻辑则表现出从突显服务 特色、绿色理念制度化到联结外部主体的“由内到外”逻辑,且两种决策逻辑间关系呈现出 “铺垫→嵌入→互补”的动态演变过程。第三,随着阶段更迭,企业实现从模块突破到板块 突破的创新合法性增强,以及到生态突破的创新生态系统化集成。本研究可为社会型企业 如何实现绿色突破性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当今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行业信任危机下的品牌突围日渐成为需要探索的关键问题。以“三聚氰胺事件”为研究背景,基于飞鹤乳业2008—2025年的品牌发展历程,通过系统梳理品牌管理相关理论知识,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解析行业信任危机下的品牌突围路径及其内在机制,以及品牌资产提升逻辑。研究发现:第一, 行业信任危机下品牌突围的关键环节在于危机情境沟通、品牌信任重构和品牌资产提升, 其中,品牌信任重构可以细化为品质信任构建、价值信任重塑与关系信任提升;第二,行业信任危机下品牌突围的底层逻辑表现为“区隔—借势—强化”三阶段的品牌资产提升,并遵 循“质量壁垒感知—品牌美誉度提升—品牌忠诚强化”的过程路径;第三,危机情境沟通涵 盖危机响应、危机顺应、危机适应三个递进层面。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填补行业信任危机下 品牌突围的研究空白,而且对危机情境沟通、品牌信任等理论形成补充,还可以为行业信任 危机下的品牌资产提升提供启发。

为应对VUCA时代资源和时间的双重压力,组织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高质量决策。 大数据分析和直觉分析综合决策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如何协调使用大数据分析和直觉 分析进行高质量决策的机制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双重加工理论,选择两家典型 电商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数据分析产生的加工决策和直觉分析产 生的探索决策之间的动态匹配影响组织决策效率。当加工决策和探索决策匹配结果相互 支持时,决策者通过协调策略,主观评估方案可行性,进行复制式行为;当加工决策和探索 决策匹配结果不能相互支持时,决策者通过填充策略,客观评估方案可行性,进行探索式行 为;当二者相悖时,组织会选择放弃决策。通过探索大数据分析和直觉分析对组织决策的 动态协调机制,拓展了双重加工理论的适用情景和边界,对决策者进行组织决策具有启发 和指导意义。

组织韧性是社会企业在VUCA情境下维持生存、实现发展及应对危机的核心能力, 多元要素协同提升社会企业组织韧性的复杂影响效果及路径形成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性阐释。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剖析个体、组织和环境层面的7个前因条件对社会企业组织韧性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企业组织韧性的形成是多因素协同与耦合的结果;第二,单一因素并非构建组织韧性的必要条件;第三,高组织韧性的组态有3种,非高组织韧性的组态有6种且可归纳为4条路径,两类组织韧性组态路径之间存在因果非对称性关系;第四,合法性、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资源拼凑在驱动社会企业构建高组织韧性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缺失政策支持的社会企业能够通过其他条件的替代组 态获得较高的组织韧性。研究结果拓展了组织韧性理论的多维度分析框架,为社会企业稳健发展、持续创造价值提供实践指导。

新兴技术下的客户体验是复杂且动态的,涉及服务生态系统中各方参与者的多阶段 互动。基于涌现理论框架,通过对大唐不夜城的纵向单案例研究,以“参与者主体—参与者 互动—客户体验—客户体验管理”为底层逻辑,系统性、动态性地探究客户体验及客户体验 管理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在国家政策、行业需求、产业环境及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大唐不 夜城历经孕育、演进、成长、成熟四个发展阶段,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随发展阶段的递进不断 涌现且呈现出临时性、经常性、反应性、反思性四个层次,四个层次又进一步深化了互动过 程;第二,客户体验随着参与者互动的深入自然涌现,包括享乐体验、实用体验、赋能体验和 精神体验四个维度;第三,客户体验管理随着客户体验需求程度的深入动态发展,表现为独 立式、顺序式、交叉式、网络式四种体验管理策略。研究结果可以指导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 客户体验管理策略,同时也为服务行业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

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展 社会创业,成为其履行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然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 环境中,关于公司社会创业如何有效创造社会和经济双重价值并实现可持续成长的问题, 尤其是其如何构建并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理论界尚未给出深入且全面的解答。以海 尔在智慧养老领域的公司社会创业为例,研究了企业科技向善对公司社会创业竞争优势的 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社会创业的过程是动态复杂的,需要分阶段、分重点完成; 在公司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企业科技向善可以划分为科技理念向善、科技协同向善与科 技生态向善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企业科技向善推动了资源编排的演化,进而推动公司社 会创业竞争优势从创新优势、社会价值创造优势到可持续发展优势的转变。研究结论丰富 和拓展了企业科技向善、资源编排与公司社会创业相关文献,可为公司社会创业发展提供 指导借鉴。

控股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长期困扰资本市场的痛点问题,违规占用资金 不仅阻碍上市公司发展,还会扰乱资本市场的良好秩序。通过以延安必康为例,探究了控 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动因及经济后果,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研究发现:延安必康控股 股东占用资金的主要动机来自投入实际控制人旗下其他项目和缓解股权质押引发的债务 纠纷;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重要交易的风险评估不足及资金控制相关活动不到位为大 股东资金占用创造了条件;审计机构未有效履责、违法违规惩处成本低也为资金占用提供 便利;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对短期资本市场反应、财务状况、非财务指标及公司价值造成负面 影响。研究结果可对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加强资金监管等相关内部控制提供借鉴,也可为 外部监管、防范资金占用提供重要参考。

市场化债转股能够优化企业债务结构,解决企业经营困难问题。但市场化债转股对 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还较少,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国有企业。通过选取民营企业远 兴能源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定量分析了市场化债转股对远兴能源财务绩效 的影响,利用灰色关联度法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财务指标对财务绩效综合水平的影响程度。 研究发现:市场化债转股能够通过短期内提高远兴能源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 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但后期受债务管控不严、管理费用上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财 务绩效水平下降,长期效果不理想。所选取的指标中反映偿债能力、成本费用、营运能力的 指标对财务绩效综合水平的影响较大。

服务数字化被视为会展企业未来竞争力的来源。数字化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会展企 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要求会展企业重新构建适应服务数字化需求的新型合作关系。已有的 数字化研究关注企业内部的数字化改造和组织变革,对于企业外部合作关系如何适应数字 化转型的讨论较少。关系观视角为探索服务数字化情境下的合作关系重构提供了理论启 示,但关系观在此情境下的内涵及解释机制的演化仍有待厘清。基于6家会展企业的服务 数字化转型项目,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将数字化的分析焦点从企业内部改造转向二元合 作关系重构。以二元关系为分析单元,识别了会展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关系重构的四个 维度,分别是互补性数字化能力、关系专用性数字资产、数字化知识共享、治理模式。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合作关系重构的阶段框架,并阐释了这四个维度在基础、过渡和成熟三个不 同阶段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将关系观的理论边界拓展到服务数字化这一新的组织情境, 拓展了新兴的服务数字化研究和关系观的动态研究,可为会展企业在服务数字化情境下重 构合作关系提供启示。

组织如何借助危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实现组织价值重塑,是组织成功实现长期生 存、发展的关键。通过选择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成功转型的新东方为研究对象,探索了 “双减”政策情境下危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影响组织价值重塑的机制。研究发现:(1)对 应资源准备、能力发挥和机会衍生三个阶段,危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的机制作用分别为 资源储备、动力给予和方向把控。(2)伴随危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的过程,组织韧性发挥 的作用分别是资源冗余→有效识别、活性激活、市场定位→战略转型。(3)伴随组织韧性发 挥作用的过程,组织韧性影响组织价值重塑的机制分别是维稳、赋活、优化。最后构建出危 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影响组织价值重塑的框架模型,解构了危机领导力激活组织韧性 的机制及组织韧性影响组织价值重塑的机制,既补充了危机领导力、组织韧性和组织价值 重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又可为组织韧性作用研究提供新视角。

面对新技术、新市场,提升老字号品牌价值的核心是品牌传承与创新,但现有研究对 老字号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分析不足。采用品牌真实性视角,选取老美华作为案例研究对 象,通过纵向解构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探索了品牌真实性管理动态演变机理、老字号品牌 传承与创新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老字号品牌传承与创新机制是在不同 驱动因素下进行品牌真实性的管理行为,形成传承与创新结果的过程。(2)在不同驱动因 素下,品牌真实性管理体现在原真实、建构真实、自我真实三个维度。(3)品牌真实性管理 推动品牌传承与创新,表现在品牌传承通过原真实实现,品牌创新通过建构真实和自我真 实实现。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老字号品牌传承与创新研究的情境,可为企业开展品牌传承 与创新提供理论启示和案例借鉴。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业领域的赋能型平台,对接入平台的制造业企业怎样赋能以 及赋能作用如何影响企业商业模式等问题,还缺乏深层次的探讨。通过对工业互联网平台 赋能一家印刷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展开纵向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工业互联 网平台对接入平台开展持续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企业具有业务层技术赋能和员工层授权 赋能的跨层次交互影响的赋能作用,技术赋能层面从工具连接赋能到深度应用赋能、再到 功能拓展赋能,其赋能深度不断增加,授权赋能层面从结构赋能拓展到心理赋能,由此引发 其业务活动变革和员工工作行为重塑。(2)工业互联网平台跨层赋能作用下,制造业企业 从业务数字化到流程数字化再到新场景塑造,其商业模式的业务、主体和价值维度相应发 生变化,呈现从新颖型到效率型、再到新颖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教育数字化浪潮为升级传统管理案例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复合管理人才提供了新机遇。传统管理案例教学长期面临管理案例资源获取难度大、学生主动参与度低、教学环节碎片化、教师案例教学胜任力不足等挑战。基于教育目标分类和情境学习理论,以桂林 航天工业学院 AI案例教学平台为依托,在案例行动学习法启示下,重新构建起 AI赋能下 课前、课中、课后教学三阶段,凝练出三“转”三“段”多“环节”双螺旋教学模式。通过对8名 管理学教师和35名学生的访谈编码印证双螺旋管理案例教学在达成教学目标、提高学生 课堂参与、延展教学环节、提升教师案例教学能力方面有显著效果。研究结果可为创新管 理案例教学模式、助力管理类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数字化平台背景下,零工工作成为一种迅猛发展的新兴就业方式。与传统雇员工作 身份相比,零工工作者缺少能依赖的固定的组织环境,其身份建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 议题。基于社会身份理论,采用案例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15名 滴滴司机的访谈,探究零工工作者的身份建构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平台作 为传统组织的替代形态,其自主 控制二元特征赋予零工工作者“个性化”和“去人格化”二 重平台身份特征,而零工工作者所感知到的身份特征由其加入平台的动机来决定;第二,平 台身份特征二重性的指向决定了零工工作者自我身份与平台身份之间的张力类型和程度; 第三,面对不同的身份张力,零工工作者会采取整合、区隔、平衡三种身份建构策略;第四, 不同的身份建构策略会形成积极认同、不认同及矛盾认同等不同类型的平台身份认同。将 社会身份理论拓展到数字化平台背景下的零工工作者身份建构研究领域,对零工平台的治 理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国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快速发展,其背后蕴含着巨大风险。通过比较恒丰银行和 浙商银行两个案例,研究了非标资产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以及2018年资管新规对银 行非标资产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持有非标资产虽能在短期内提高会计利润,但其 交易链条长、涉及范围广等特征也会带来风险,公司治理和内控的不足和缺失则会加大这 一负面影响,进而不利于银行业绩的稳健。资管新规在减少非标资产规模和银行风险的同 时,会使某些持有过高比例非标资产的银行风险暴露。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创新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形态。如何将数字化理论 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有序桥接,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潍柴集团为主要案 例,利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现存的不同治理机制进行探 索,关注其治理体系的构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四类治 理子体系,即以控制机制为核心的契约子体系、以信任机制为纽带的关系子体系、以效益机 制为抓手的激励子体系和以学习机制为基础的知识子体系;第二,根据功能差异,子体系分 为求稳式治理与求新式治理两类;第三,多种治理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多种治理模式组合且有主次之分。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内涵,拓展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边界,可为企业的治理实践 提供参考。

农产品供应链连接着金字塔底层(BOP)和外部市场,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对促进BOP包容性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从社会交换理论出 发,基于行为交换和结构交换视角解析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责对BOP包容性增长的 影响,构建“企业履责-交换过程-增长结果”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基于广泛基 础的增长阶段,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行一般社会责任,以行为交换的方式促进BOP单一外生 包容性增长;在益贫式增长阶段,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行响应性社会责任,以行为交换/结构 交换的方式促进BOP复合外生包容性增长;在内生包容性增长阶段,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行 战略性社会责任,以结构交换的方式促进BOP内生包容性增长。将社会交换理论引入农 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履责与BOP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分析,不仅可以为农产品供应链核心 企业提供有效的履责模式和实施路径,还可以从社会交换视角为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促进BOP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

以古井集团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危机情境下制造业企业提升数智免疫力的机制。研 究发现:(1)企业数智免疫力可划分为数智异己识别能力、数智免疫耐受能力、数智优化升 级能力,数字技术通过“数智分析—数智连接—数智聚合”等过程赋能组织数智免疫力的提 升;(2)在危机前期,数智分析通过“数据标准建立—数据量化追踪—关键信息挖掘”赋能组 织监视,从而增强企业数智异己识别能力;(3)在危机中期,数智连接通过“层级部门桥接— 资源协同共享—业务渠道扩展”赋能组织防御,从而增强企业数智免疫耐受能力;(4)在危 机后期,数智聚合通过“数据集成整合—资源汇聚蓄能—策略更新完善”赋能组织学习与记 忆,从而增强企业数智优化升级能力,推动组织实现数智免疫力的动态跃迁。

企业发展面临成长、成熟和衰落的反复过程,在 VUCA 时代,衰落成为企业经营中 的常态化挑战。探究衰落企业如何通过失败学习,提高知识管理能力,进而实现商业模式 创新至关重要。基于认知行为理论,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遵循“认知—行为—绩 效”的分析逻辑,探究衰落企业通过失败学习和知识管理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机制,并 比较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差异。研究发现,衰落企业能够打破认知局限实现商 业模式创新得益于失败学习的作用;知识管理决策差异影响企业形成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 创新;衰落企业可以通过开展知识管理活动,将失败学习与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目标相结合,有效促进效率型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研究结果可为衰落企业基于认知行为 视角,利用知识管理和失败学习实现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借鉴。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absence of univers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soc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have become key actors in shaping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organisational publicnes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shape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while constructing their publicness need to be deepen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a Social Enterprise Service Center (CSESC),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ndings: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help social enterprises to gain wide recognit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organis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then gain overall legitimacy, which shapes the publicness of social enterprise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egitimacy. Specifically,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construct organisational conceptual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organisational governance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relation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organisational structural publicness while shaping the instrumental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legitimacy and publicness, reveals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termediary organisations promot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and i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ocial enterprises.